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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给自己最后的机会了。

 

路旁的灯点亮每一个人的眼睛，他的，因此成了一片绿色幽光。我判断，我伸出手，迈出脚，帮他点烟，甚至把手放在他肩上假装即将展开一段谈话，还是无法堵住那些糟蹋诗歌的话语从他的嘴里蹦出。

 

说说这些诗歌的来源。

 

几个月前我们共同体验了一把殖民地的生活，我带有目的性地在乘船过程中歌颂大浪滔天，自然力量无限，歌颂闪电惊雷，想象这场平凡的暴风雨将把我们带往无比接近天堂之处——它会出版的。我在船上写下日期时，正是风刮得最大的时候，我们处在被一同卷入海里的境地之下，船底下是黑色的浪花，整个船身剧烈摇晃，但是黑色与恐惧使人兴奋，我没有呕吐，这是个奇迹。

 

他下了船之后因为水土不服而生了一场大病，我们只好推迟了之前的计划，事实上那也谈不上什么计划。我们住进了当地的旅馆里，仅仅作为暂时的停留。他一向不把生病当做严重的事，因此时常溜达到附近的矿山上看人们劳作，回来时总是一身尘土。我真是恨透了他那副粗鲁的样子，尽管他脸色苍白却强调自己不需要多余的看管，他迟早有一天会葬送自己，可他却一点也没能看到自己命运的走向，似乎作为一名顶级刊物的编辑该有的智慧已经丢进了那片黑色的海里。

 

他病后的第四天里照旧游历了附近那些奇怪的部落，又因为语言不通而苦闷不已。较之于他，这附近的人们于我而言更为粗暴、无知，热衷于抢夺食物，眼神里带着原始欲望，迷信鬼神而不懂创造。即使能够交谈也完全没有意义。要和一群行尸走肉的人谈些什么？恐怕巴黎人对此毫无兴趣。

 

在我还未适应这里的生活之前，他很少与我交流。事后，他说我日日沉浸在抱怨这里恶劣气候和远离巴黎那些迂腐文人相互吹捧的酒会的个人情绪之中，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屁话能骂醒我。昏黄的灯光之下，他就坐在床头抽着最后一根从国内带来的香烟，言语间透露着对我的嫌恶与嘲笑。

 

“得知人间疾苦的亚瑟柯克兰先生，你有信心能成为一个救世主吗？你是否真正同情低贱？还是只是乐于自我陶醉？”

 

床边的柜子里正摆放着两把手枪，与他冰冷的绿眼睛相反，我简直感觉其中一把枪管迅速热了起来。

 

“做好早日从这里启程滚回巴黎的准备。”他说，满屋的烟味和他蹭上尘土的乌黑衣物使得一切行为都往粗鄙不堪的方向发展。

 

“你不会看到你所期待的——”我们的对话一旦展开，就是一场博弈。

 

我拿走了我的枪。

 

夜晚，土地仍保有白天时太阳炙烤留下的滚烫热度，这片土地专门酿造贫瘠与危险，不知哪一天就成了“我们”的坟墓，那上面将掩藏着黑色人类深切的仇恨与飘零的诗篇和他独特的冷酷的绿眼睛。我感到一丝诡异的浪漫，忍不住踩着心里的鼓点在一片黑黝黝中舞动，口袋里的枪贴紧了我的腰，是恰到好处的重量。

 

真是了不起！了不起啊！

 

这神奇的土地。

 

是否有人能想象到我曾经用我的枪在市场上买到了一个奴隶？他健壮而富有生机，高大而愚昧，一双眼睛总是盯着地板不放，懦弱得如同还在吃奶的小猫。在我们短租的屋子里，因为奴隶我和他的战争再次爆发，他端起枪狠狠对准了我的脑袋，连连爆出了他小时从他继父那里所学的那些英式脏话。

 

“我们根本不需要他，婊子养的……愚蠢肮脏可笑的交易！”

 

“不要被时代抛弃，不要被潮流抛弃。”我看着他摔门而出，喃喃自语道。而那个奴隶跪在地上瑟瑟发抖，像极了一只小猫。

 

好运，我们既没有患上热病，也与疟疾无缘。只要不死无灭，那么我和他的这些争吵就全是小事，我从未觉得我们的关系会破裂——起码除了我之外，这里没有一个他知根知底的人。在从我们自找苦吃的波希米亚式生活中解脱之前，谁也不能独善其身。

 

因为环境我们不得已被捆绑在一起，同时，两个人又充分展示了个体的差异性——他终日游走在底层群众之中，呼吸着浑浊的空气，甚至学会了一些当地的语言，对浪漫主义所描绘的理想世界的蔑视在那时到达了顶峰。但我对这一切浑然不知，忙于与种植园主、主管这里的欧洲殖民者、甚至当地酋长交好，从他们身上获利，并开始我关于这片土地的创作。

 

人的悲哀在于什么？无非是自以为建立起了与世界的联系，到头来发现孤岛无法相连，自己随时可能被激流冲向让人惊惧惶恐的远方。我恰恰是一个例子。四十年后的一个午后，我弯下腰修理一个水管时，污黑发臭的自来水使我不由得一阵呕吐，搭乘一艘在暴风雨中航行的商船都没能呕吐似乎也成了难以解释的问题了——我来到了生活的另一面，与诗歌无关的另一面，于是我顺利呕吐了。

 

这个夏日的记忆在我心里，正等同于这把枪的重量。同时也是隔开我和另外一些“创作者”的重要时段。落后的大地上信息闭塞，以至于等我回到巴黎，群众们早已换了一种口味，诗歌的创作在另一个陌生的主义的引导下离我而去了。这时他却也毅然拒绝出版我的作品，我不得不再三请求他，那一次短暂的殖民地生活花掉了我不少积蓄，当你不再被群众期待，就再也收不到酒会的邀请了。在那时的巴黎，我却活得像在那片我唾弃过的土地上一样困顿，甚至入不敷出。这样的生活实在让我无法忍受，于是我尝试模仿那些诗坛宠儿的笔法去创作，笔墨沾湿了白纸，而我一无所获——这时我才发现，内心上的抵触始终是难以逾越的一重高墙——我再也没有能力翻越。

 

昏天暗地的日子里我更加迷恋起令人脱离现实的酒精来，直到有一天，在迷醉之中我的手稿从即将被我低价卖出的旅行箱里掉了出来。我回想起这个夏天，和他的那双绿眼睛，然后意识到了我最后的退路。我最后一次把自己从生活的泥潭里拽了起来，难道不该是他吗？不该由他来为我的诗买账吗？曾经与我走向生活的另一面的人，与我一起抛弃了传统生活的人？他起码应送我一瓶红酒。

 

我如同从地狱里爬出的恶鬼，接近了拥有一双绿眼睛的天使。

 

“一文不值，波诺弗瓦。”

 

“我们暂时不谈这个……点一杯红酒？怎么样？”

 

他叫了服务员，态度冰冷得可怕，他说，要一杯红酒，否则有人会死。

 

 

我羞愧万分，有些尴尬地摸了摸自己红彤彤的鼻子，“不……不，我什么也不想要。”

 

他把一堆皱巴巴的手稿推还给我，“我不负责救济，先生，不要指望从过往毫无价值的生活里讨要未来的生活。”

 

“你总能发现它的价值所在……想不到，你也是虚伪的，”我苦笑道，“你在迎合大众，这才是你真正的理由。”

 

“你连自己都说服不了。”他笑了笑，绿色的眼睛里潜伏着一条蛇，那条蛇没有笑。

 

“再见了，跟不上时代的波诺弗瓦先生。”他起身告别。

 

“为你感到遗憾。”

 

后来，在我漫长的人生中，我再也没有写出一首诗来。真正的解脱，来自四十年后夏天里，破损水管里涌出的污黑的生活用水。